1949年快到夏天的时候，解放战争也快打完了，李先念接了个大任务，跑到湖北省去当了好几个大官。在李先念的铁腕带领下，湖北省的治安乱子很快就摆平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土匪和坏蛋都被一网打尽了。
后来他马上换了方向，全力投入到恢复和让地方经济稳下来的工作中。湖北从抗战那会儿起，就被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折腾得不轻。李先念二话不说，下了道死命令，不让银元再流通了，对那些地下钱庄和偷偷买卖金银的行为，也是严打到底，最后终于让金融这块儿安稳了下来。
另外，李先念在经济管理上的本事，也让远在上海的陈云看在眼里。陈云对李先念管理财政和经济的能力感到非常佩服。所以到了1954年，中央在找能挑大梁的经济干部时，陈云立马就想到了李先念，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提议让他当财政部长。
没过多久，李先念就收到了中央让他去北京的通知。一到北京，他心里就咯噔一下，感觉要有大事发生。那天下午，陈云直接在中南海找上了他，明确告诉了他新工作是啥。当听到自己要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时，李先念心里挺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以前干的都是军事方面的活，学问也不大，这职位恐怕胜任不了。
陈云的好言相劝没能让李先念改变主意。没过多久，邓小平也出面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跟李先念讲道理，想说明就算是从军队出来的，也能干好其他工作。但李先念还是咬住自己的立场不放，他觉得这个位置得找个更合适的人来坐。
一番好言相劝都没能改变决定后，李先念被毛主席叫去谈话。他心里七上八下的，跟毛主席说了心里话：“主席啊，您也知道，我以前就是干木匠活的，财政那些事儿我完全不懂，真怕自己做不来这个重要工作。”
毛主席听了后，带点笑意地回答：“你要是觉得这事儿难办，那我可就得把国民党的宋子文再请回来管管财政咯。”这话让李先念感到了压力，他连忙说：“主席，那可不成，我一定好好学，不白费了中央对我的信任。”
毛主席对他打气说：“咱们的好多干部啊，都是在实际工作中边摸索边提高的。你在湖北干的那些事儿，已经让大家看到你的本事了，这次你也肯定没问题。”
受到激励的李先念爽快地应承：“我会拼尽全力，保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最后，李先念在陈云的带领和周恩来的帮忙下，慢慢进入了财政部长的角色。他靠着刻苦和愿意学习的心态，很快就学会了管理经济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李先念当上财政部部长时，其实并没学过经济学。但他靠自学和实践，很快就补上了这块短板。他对知识那叫一个渴望，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没想到，李先念的自学能力特别强，短短半年，他对那些经济理论就有了很深的领悟。
他靠读书来长知识，还常常召集经济领域的专家开座谈会，亲自向他们求教自己不明白的事儿。他这种爱学习和肯请教的态度，很快让他在中央有了经济行家的好名声。他提的建议都是从大局考虑，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很赞同。那肯定会有人问，为啥这个位子就得李先念来坐呢？他到底有啥大功绩呀？
大家都知道，李先念在咱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会儿，军事指挥特别厉害。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这军事本事，其实是靠不停地学习和拼命努力换来的。
李先念小时候并不是什么军事家庭的孩子，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娃。他小时候上过一段时间的私塾，学了点基础的文化，能认得几个字。到了年轻那会儿，为了糊口，他跟着村里的木匠师傅学起了做木工的手艺。
1931年10月份，国民党对李先念他们打压得很厉害，李先念觉得光靠地方上的力量是斗不过的，所以就决定投奔红军。那时候，他手头带着三百多个满腔热血的青年，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个大转折。他们的人马并到了红四方面军里，而他呢，也被提为了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的政委，这可是他头一回真正管起军队的事儿来。
之前，李先念主要忙活的是党的宣传和拉队伍这些事儿，这让他在政治方面很是拿手。当一下子要管起好几百号人的军事指挥时，他心里头真是没底儿，又迷茫又忐忑。就在这时，他碰上了徐向前，这人后来成了他军事路上的一大贵人。
徐向前因为军事管理严格、战术安排得当而出名，他带的队伍纪律严明，打起仗来特别勇猛。他不仅看重士兵的身体训练，还特别关心他们的思想觉悟，要保证大家既忠心又有决心打仗。
对李先念来说，徐向前不光是打仗的一把好手，还是个了不起的教育导师。李先念从徐向前那儿学到了战场上怎么用战术，懂得了战争是咋回事儿，还学会了把这些战术和自己的政工本事揉一块儿。没多久，他们俩就不光是师徒那么简单了，成了铁哥们儿，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在徐向前的耐心带领下，李先念慢慢习惯了部队里那种严格的气氛。刚开始，他对打仗的方法一点不懂，但他肯下功夫，边看边学，还在真实的战斗中不断摸索，一点点地，他就能自己带兵打仗了。
到了1932年那次“四次反围剿”战斗时，李先念已经能自个儿拿主意，定战术，带队伍了。他指挥时讲究实用，战场上情况咋变，他就咋调整战术，这些招儿都是他跟徐向前那儿学到的真本事。
1946年夏天刚开始那会儿，虽说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已经签字说好了不打仗了，但国民党军队还是没放过中原那块地方，继续施压。到了6月快结束的时候，共产党的队伍在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逼到了一个连百公里都不到的小地方，外面被30多万敌军围得严严实实，情况危险得很。
这时候，中共中央连忙给李先念和他的部队下了命令，说“得想办法冲出去，争取打赢”。这个打仗的主意，就是说一定得突破敌人的包围。接到命令后，李先念就琢磨着怎么突围。他打算把部队分开行动，主要的力量从南北两边往西边冲，其他的部队就在东西北几个方向假装攻打，吸引敌人的火力，配合主力部队。
6月26号晚上，李先念带着北路的主力部队，他亲自指挥，从宣化店悄悄往西北方向行动。他们避开了敌人的主力防线，到了6月29日晚上，成功冲破了信阳南边到柳林车站那段地方的封锁线，跨过了平汉铁路，然后快速往西北挺进，把国民党军的第一道防线也给突破了。
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开始前的一场重要战斗，也是中原军区部队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一次战略大转移。这次转移成功保住了我们的革命队伍，同时还拖住了国民党军队，给华北和华东的解放区部队创造了宝贵的协同作战机会，从大局上看，给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有力的战略回应。
1955年，全军准备搞授衔仪式那会儿，李先念本来是被大家伙儿看好，觉得他能当大将的。不过呢，在跟毛主席私下聊天时，毛主席问他咋看军衔这事儿，李先念很直接地说，他对军衔不咋在意，他更想干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毛主席对他的看法挺上心，马上就问：“咱们红四方面军现在缺个大将，你觉得谁最合适来干这个活儿？”李先念琢磨了一会儿，就推荐了王树声同志，觉得他资格老，挺符合要求的。到了1956年，李先念还想推辞政治局候选委员的提名，说自己不如其他同志资格深、能力强，但中央很快就给了他答复。
大家都觉得，李先念是红四方面军里的佼佼者，他在革命里的大功绩不能小看，所以选举出来的结果就不动了。就这样，47岁的李先念成了中央里最年轻的委员。
1960年，阿根廷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来到中国访问，那时候，李先念陪着格瓦拉一起参加了毛主席的会见。在聊天时，毛主席跟格瓦拉聊起了中国革命刚成功那会儿碰到的大问题——就是管理经济的人才不够用。
毛主席说，革命越往深处走，咱们就越急着要培养出能挑大梁的干部，可人才不够使一直是个头疼事儿。所以，上头只能从部队里抽人来管国家的经济。他特别点了李先念的名，夸他把国家的钱袋子和货币管得井井有条，这事儿说明，从部队里找人来管经济，这法子挺管用。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陈云和李先念挑起了大梁，开始致力于让中国经济焕发新生。李先念仔细琢磨了1979年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一年的经济规划定得太高，结果钱和资源都不够用，财政赤字也跟着涨了起来。
他马上找陈云商量了一下，然后两人一起给中央打了个报告。报告里说了，经济发展得稳扎稳打，不能太猛了，得防着经济大起大落。钢铁产业这块儿，得有个长远的打算。还有啊，借外债的时候，得好好算算账，看看咱们能不能还得起，还有国内投资的情况也得考虑进去，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一直稳稳地发展下去。
1979年3月份，为了搞定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事儿，国家搞了个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让陈云当头儿，李先念当副头儿，专门负责调整经济规划和方向。不过啊，那年国家的经济计划还是有点儿过头了，财政上亏了170亿，到了1980年，这赤字又涨了，变成了127亿。这事儿可把邓小平急坏了，他立马把陈云和李先念叫到一起，商量怎么好好整改一下经济结构，让它变得更合理。
1981年，国家财政状况经过一连串的深度优化后，赤字大幅缩减，降到了25亿元。这些经济上的大动作，给8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牢靠的基础。另外，李先念在特区政策的规划和落实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9年开头那会儿，他收到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头儿袁庚的一个关键报告，说想在深圳蛇口那块半岛搞个工业区。这事儿李先念特别上心，立马约了袁庚见面，仔仔细细问了问这个建议到底行不行。俩人一商量，李先念当场就在地图上圈了块地，说了一定要大力支持这个特区的发展。
陈云虽然没到深圳特区实地考察，但他派了秘书去深圳、珠海那些地方，详细摸底发展情况。这样一来，中央对特区的政策就有了实打实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做法不光显示出陈云和李先念在经济政策上想法一致，合作紧密，还让他们俩的工作关系和个人交情都更铁了。
